无论谁赢了大选，主流民调都输了

（原题目：无论谁赢了大选，主流民调都输了 | 专访包刚升）

美国大选还没有揭开最后悬念的帷幕。

充斥身边的那些“谁铁定会当选？”“谁当选会对中国更友好？”的不休争论也许已经让你感应有些厌烦。但无论谁会当选，恰如本文记者看到的，身边的同伙无一例外地对一点达成了空前的共识：选前信誓旦旦的一众主流民调，这一次又“翻车”啦！

四年之前，特朗普在美国各家民调“看衰”的情形下奇迹般地逆转希拉里，已经让不少人对传统的统计学方式发生了严重的信任危机。四年之后，主流民调对拜登的看好有过之而无不及。

据大选前三天的综合民调，拜登在天下层面依旧领先特朗普约莫8个百分点，在摇晃州领先约莫3个百分点。凭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若是民调准确，拜登将逾越1996年的比尔·克林顿，成为35年来在大选中取得最具压倒性胜利的总统。尚有媒体报道则称今年大选的民调在多方面做出了调整，足以制止重蹈四年前的覆辙。

选前综合民调显示拜登领先特朗普8.4%。（泉源：FiveThirtyEight网站）

然而无须赘言的是，今年焦灼、升沉的大选历程已经让各方民调沦为笑柄。纵然岂论天下层面，在一些要害州的展望上，民调也与现实效果发生了跨越5%的误差。好比选前民调显示拜登很有机遇拿下得克萨斯州（现实上，特朗普获得了52%的选票，拜登46%），俄亥俄州将会是一场旗鼓相当的较量（现实上，特朗普获得了53%的选票，拜登45%）。

除了传统的民调，另一些展望机构凭据民调的加权、数学建模等方式作出展望。例如，《经济学人》杂志展望拜登当选概率到达97%，著名数据剖析网站FiveThirtyEight展望拜登到达靠近90%的获胜概率。这些机构都展望拜登将会轻松地获得一场大胜，这与我们的观感以及现实效果都有不小的差距。

《经济学人》杂志的大选展望拜登当选概率到达97%，预计拜登可以获得356张选举人票，相对于特朗普的182张。

FiveThirtyEight网站的选举展望，拜登有89%概率当选。

美国大选的民调总是失准，事实错在了那里？在多大水平上，我们还可以信赖林林总总的选举展望呢？大选之后，美国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结构是否会发生转变？新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执教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包刚升。包刚升多年以来一直从事政治理论与对照政治研究。在去年7月尾至今年3月中旬，包刚升恰幸亏哈佛大学担任访问学者，对美国社会和竞选流动有着对照近距离的考察。10月23日，包刚升在复旦大学的演讲上以为，主流民调高估了拜登的胜势，很大部门地缘故原由在于，许多特朗普支持者在美国当下舆论环境中隐藏了政治态度。

采写丨新京报记者 李永博

包刚升，执教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12年获北京大学博士学位，哈佛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政治理论与对照政治。学术作品《民主溃逃的政治学》曾获“《新京报》2014年度社科书”。

01

民调为什么总是不“靠谱”？

“通过民调来展望政治选举的效果，是一件异常难题的事情。”

新京报：主流民调在美国大选前一直看好拜登将会轻松获胜，这与我们的观感和现实效果发生了较大的收支，难免让我们想起四年前特朗普大北民调的排场。连系这两次美国大选情形，为什么民调再次失准了呢？使用民调来展望政治选举，在手艺上会遇到哪些难题？

包刚升：美国大选前两周（10月23日），我在复旦大学做了一场关于美国大选的演讲。那时我做出了一个判断，即主流民调极大地高估了拜登的优势。现在看来，这个判断照样确立的。即便拜登最终赢了大选，主流民调仍然输了。甚至，即便拜登赢得剩下所有摇晃州的选票而获得一场大胜，主流民调对选举历程的展望仍然是错误的。

总的来说，通过民调来展望政治选举的效果，是一件异常难题的事情。现在许多机构都在从事林林总总的民调，好比针对一个新产品的民调，或者是一样平常的政治态度的民调，但往往并不会泛起一个效果，能够立刻磨练民调的准确性。以是在许多情形下，我们不会很快能够得知一份民调准确与否。而美国大选或其他政治选举的民调有一个最大的差别，我们很快能知道选举效果，因此民调的准确性是能够很快被磨练的。

在手艺层面，针对美国大选的民调会遇到三个问题。首先是抽样手艺的问题。通常民调只有800~3000个样本，却要准确地评估约莫1.3亿~1.5亿介入投票的选民的政治态度和政治态度。若何让选取的样本跟整体对照一致？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好比2016年美国大选之后，一些专家在剖析主流民调后发现， “铁锈地带”没有大学学历的选民样本显著偏少，这是昔时民调机构犯下的一个重大失误。

今年大选民调遇到的另一个难题在于，大量的特朗普支持者会隐藏政治态度。支持特朗普的一部门选民不愿意介入媒体的讨论和相关机构的观察。在美国，除了少数几家守旧派意义上的媒体，大多数主流的电视和平面媒体都是指斥特朗普的。面临这样的外部舆论环境，支持特朗普的选民就更倾向于隐藏自己的政治态度，这部门选民的比例事实有多大？民调机构很难充实掌握。

第二个是投票率的问题。这里的投票率不是指一样平常的投票率，而是要思量，投票率在差别选民群体中的漫衍是否平衡。换句话说，即便民调的抽样是准确的，然则特朗普支持者和拜登支持者的投票率可能是差别的。若是特朗普支持者相比拜登的支持者更愿意去投票，这就会更有利于特朗普的选情。若是这场选战异常焦灼，差别选民的一两个投票点的转变，就可能会影响整场选举的效果。

第三个问题涉及美国选举人团制度下的计票规则。按理说，民调在统计手艺上会用加权的方式把这个因素思量进去，但现实操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朴。美国有50个州，许多民调只有一两千个样本，漫衍到每个州的样本是异常少的。在选举人团的制度下， 1%选票的崎岖可能决议了这个州所有选票的归属。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往往很难寻找到一个适当的加权规则。

选举人团制度也带来了另一个手艺性问题。我们知道加州是全美人口最多的州，同时也是选举人票最多的州，拥有55张选举人票。在上次选举中，希拉里在加州多赢了400多万票，这次拜登多赢了380多万票。若是最终的投票人数在1.4亿到1.5亿，我们会发现这380万张选票在天下层面上相当于2.5%的优势。我把它称为民主党的“冗余选票”。

这380万张“冗余选票”不能给拜登带来更多的优势，由于根据选举人团制度，他只需比特朗普在加州多拿一张选票，就可所有获得加州的55张选举人票。而这对于民调机构来说很棘手，很难找到适当的加权方式。

换言之，民主党候选人的民众投票，若是不领先共和党候选人2%左右，就很难赢得选举。由于光是加州这一个选区的选票就有2.5%的优势，而其他州的人口规模和差距也没有那么大。以是一个基本判断是，民主党需要在民众投票上领先2%以上，才气对照有掌握地赢得选举。

“到今天为止，选举人团制度已经酿成了一套计票规则异常特殊的直接选举制度。”（图为纪录片《投票选举解密》画面）

新京报：这些年来，纵然在美国海内，关于选举人团制度是否合理的争论从来没有住手。上次选举中也泛起了希拉里获得了更多选票，却输了选举的“悖论”。选举人团制度的利弊在那里？克日有媒体报道，靠近七成的受访选民更愿意全民直选的方式来取代选举人团制度。你以为在不久的未来，美国修改或替换选举制度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包刚升：首先要纠正一个信息，你提到的“七成选民否决选举人团制度”，也属于我们之前所说的民调。这个数据是否准确，我们需要核实，我以为这背后可能更多地代表了民主党的态度。固然，就现在为止，选举人团制度在美国简直遭到相当多的指斥。我们一样平常以为，所谓民主投票的规则就是“一人一票，票票等值”，但美国的选举人团制度并非如此，这就成了民主投票中的悖论。

1787年，美国的开国之父们在设计总统选举制度的时刻发生了一种忧郁：若是让民众直接投票，可能会发生民粹首脑。所谓民粹首脑，就是通过种种煽动性的政治答应，调动民众情绪，让他们失去判断力，最终到达控制国家权力的目的。美国开国之父们就设计出一种精英的过滤装置来实现平衡，也就是厥后的选举人团制度。

严格来说，这套制度在确立之初是一套间接的选举制度，但到今天为止，选举人团制度已经酿成了一套计票规则异常特殊的直接选举制度。在早期，美国人民投票选出选举人团，选举人团可以独立地决议投票支持哪位候选人当选，而且每个州的选举设施也不相同。厥后，美国政治制度演化得越来越民主，加上宪法修正案等，就把选举人团确定为一种计票规则，每个州的选举人团的选举人，只能凭据州的民众投票效果来决议他的政治态度，也就是现在常说的“胜者全拿”。

但这种计票规则也就导致了一个政治家有可能赢得更高的民众投票比例，却最后输掉了选举，因此常被不少人诟病。另一些人则从其他角度给这套制度提供辩护。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美利坚合众国的寄义既是人民的团结，也是各州的团结。因此在总统选举中，各个州先决议自己的态度，再把所有州的态度加总，来决议总统的归属。这种说法也有逻辑上合理的地方。

若是要修改这套制度，有两种差别的思绪。一种是直接作废或修改这种制度，这就涉及美国的宪法规则。美国宪法具有很强的“守旧主义基因”，维持现状远远要比改变现状更容易，必须要有异常伟大的动力才可能推动修宪。第二种方式是，在天下层面保留选举人团制度，各州修改自己的选举制度，好比根据某种比例代表制来分配它的选举人票。但若是这样做，许多摇晃州在天下选举政治中的职位就会被弱化，因此这些州都不愿意自动修改。以是只管人人都在指斥这个制度，我估量在可预见的未来选举人团制度还会连续下去。

小贴士

美国大选的“游戏规则”

美国大选并不是选民一人一票直接选出总统，而是由50个大州和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这51个“选举人团”投票选出。选举人团一共有538张选票，谁能获得半数以上，即跨越270张就当选为总统。这538张选票就是各个州手里的票，叫作“选举人票”。在51个区域之中，除缅因州和内布拉斯加州是凭据选民投票的比例效应来分配选举人票以外，其他48个州和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谁赢得该区域选民票最多，谁就可以囊获该州的所有选举人票，这就是所谓的“赢者全拿”制度。

新京报：你适才谈及了大选民调在手艺层面遭遇的逆境。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美国主流媒体一边倒地看好拜登，这种舆论造势对民调的偏离是否也有推波助澜的影响呢？在之前的讲座中，你提到美国媒体过于左翼化的倾向，这会若何影响选民的心理和行为方式呢？

包刚升：凭据我在美国的近距离考察，我发现美国媒体的“自由化”或者说左翼化的倾向正在举行一个自我增强的历程，我称之为“看法的内循环”。主流媒体、一流高校的教授和部门社会成员构成了一个社会网络，人人生涯在其中，相互只信赖自己信赖的器械，而对外面“守旧”的阵营浑然不觉，或是持一种简朴的指斥态度。他们生涯在自己的圈子里，自我强化这些看法，越来越偏离美国选民政治态度的总体漫衍。我有一个料想，从事民调的详细事情人员，他所接触的社会群体有不少是“看法内循环”的社会群体。我们知道，人总是有更多的机遇跟自己相似的人在一起，而这最终呈现在民调中，效果的偏离就会异常大。

“未来差别于今天，未来也差别于我们今天对未来的展望。”（图为《美国往事》剧照）

湖南临湘警方回应“六旬男子在按摩店猝死”：仍在调查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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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除了传统的民调，在这次大选中我们也看到了其他形式的展望手段和替换性指标，好比数据库建模、股指期货、博彩网站的赔率、义乌指数等。我们可以在多大水平上依赖这些形形色色的选举展望？

包刚升：我不是民调专家，也不是数据研究专家，但就如你所说的选举展望也许有三种类型。

第一种就是我们常见的民调，通过邮寄、电话、互联网或上门等方式，直接询问受访人的政治态度。第二种类型更多依赖计算机模拟，通过计算机模拟做出一些数据举行展望。第三种则是间接指标，好比你适才提到的股票市场的走向、博彩网站的赔率等，这实在是异常间接的信息。但也有一种说法，以为钱总是伶俐的，资源会比普通人更敏锐一些，他们有专业团队提供更多信息，以是资源做出的判断会比普通人更有优势。

在我看来，所有这些做法都是概率意义上的。我们只能在一定的概率上去判断，至于这个概率事实有多高，就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这背后涉及一个社会科学哲学的问题。在抽样观察等社科研究的背后，我们总是预设一个条件，人是有理性的动物。然则，我们也要注重，人的理性是有界限的，或者说人只具有有限的理性，不能通过起劲和学习就能准确地洞悉未来天下的所有。

以大选民调来说，民调展望离现实发生的时间异常短，许多民调是在投票前两周，有些甚至在选前最后一天还在做民调。但从社会科学哲学的角度来讲，无论你离未来天下有多近，我们永远只能在一定概率上去捕捉一部门的事实。

《致命的自尊》，[英]哈耶克 著，冯克利、胡晋华 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9月。

正因如此，作为一个学者，我始终警告自己要对未知天下保持一种敬畏。哈耶克生前最后一本书叫作《致命的自尊》，我以为我们正需要防止这种致命的自尊。影响一个事情的因素着实太多，而任何研究方式都无法穷尽所有的变量，许多因素在一两周以内还在发生转变，你怎么就一定能准确地作出判断呢？除非选项a和b异常悬殊，但若是异常悬殊，普通人一眼也能知道将会发生什么，那么这时民调也会失去意义。我异常喜欢引用美国治理学家彼得·德鲁克的一句话，“未来差别于今天，未来也差别于我们今天对未来的展望。”

我们需要对未知保持一种敬畏，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科学或社会科学是没有价值的。现实上，通过剖析选举规则、社会结构、政治家特质等因向来举行展望，我们会发现社会科学和政治科学可以展示出一种壮大的剖析气力。另一方面，社会科学也有很高的应用价值，好比对选举的政治剖析实在可以辅助候选人调整他的选举计谋。

新京报：这次大选，一些“黑天鹅”事宜可能也影响了民和谐选举效果的走向。你之前说，在2019年底以前，特朗普连任看上去是一个也许率事宜，而这场载入史册的疫情成为这次大选不能预料的黑天鹅。你以为疫情在多大水平上影响了大选的选票结构？另外，前几个月发作的“黑人的命很主要”（Black Lives Matter）运动也是另外一只黑天鹅，它对选情的影响有多大？

包刚升：这个问题我现在很难回覆，需要大选竣事一两周之后，整体数据出来才气对这个问题做对照准确的判断。但这是一个异常要害的问题，疫情若何影响两党选民的投票率？我前面说过，这里指的是相对的投票率。我的一个也许判断是，共和党选民的投票率，相对于民主党选民而言，比例反而还在提高。我们也可以看一些替换性指标，特朗普在美国摇晃州举行的很多多少场竞选流动，民众规模是异常大的，人们会对照信赖这些选民不会顾及疫情的因素，较也许率会在选举当天前往投票站。固然，更多的民主党选民会选择邮寄投票和提前投票的方式。

“黑人的命很主要”运动在美国有很长的历史，但现在这场运动的有些方面是美国的中心派和守旧派不太愿意接受的。首先是运动的生长历程中泛起了一些激进化的器械，一部门都会的游行运动泛起了暴力征象，这是美国许多人不能接受的。另外，一个激进化的显示就是要求住手给警员提供经费。这与美国社会要维持最基本的执法和秩序相违反。

以是，这场运动看起来声势浩大，好像是否决特朗普、或者说否决守旧主义的政治纲领，但运动也发生了反弹，发生了反作用，有些中心选民可能会因此对民主党感应不满意，这部门美国人以为，执法和秩序才是美国社会最珍贵的器械，这就会影响选举最终的效果。

新京报：我们看到，特朗普方面已经宣称可能会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诉讼。若是最后的选票过于靠近，你以为会重现2000年小布什对决戈尔的情形吗？现在美国最高法院的九位大法官中有三位是特朗普提名的，这会让他在可能的选举诉讼中占有优势吗？

包刚升：关于选票的诉讼，主要是涉及流程上的问题。美国宪法规定大法官终身任职的条款，就是要让这些大法官们没有挂念地做出司法讯断，这一方面是凭据宪法原则和专业知识，另一方面是依附他们的良心。若是特朗普介入选举诉讼，我以为大法官照样会从专业操守的角度，根据执法和宪法原则来处置这些事情，因此未必会让特朗普获得更多的优势。

02

大选之后，

美国的政治生态是否会发生转变？

“西方社会很可能会向三个偏向转型：民族主义、守旧主义和现实主义。”（图为《查理和巧克力工厂》画面）

新京报：2017年，你做了一场主题为“西方‘硬政治’的回归与现实主义的中兴”的演讲，其中提供了一种看待政治的视角。你以为政治学的研究一直有两种传统，政治理想主义和政治现实主义。近70年来，和平生长让西方国家总是沉浸在政治理想主义的叙事中，而最近几年西欧民粹主义、强人政治的崛起，其背后的实质是西方选民从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向。三年之后，你以为美国的生长和转变，是否依旧相符你提出的这种判断？

包刚升：我在那时的演讲中做出了一个展望，以为西方社会很可能会向三个偏向转型：民族主义、守旧主义和现实主义。这些年来，从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以及他厥后执行的一系列做法，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趋势在背后起作用。

若是放到一个更广漠的靠山中来说，我以为西方也许正在履历一次新的大转型，大致从冷战竣事最先，履历了全球化的加速，逐步演化到现在。从冷战竣事到2008年之前，西方总体上处于相对平稳的时期。随着金融危机的发作，西欧国家相继遇到了一系列问题，综合来看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两个海内问题，一个国际问题。

第一个海内问题就是由于全球化动员的产业转移，西欧社会内部发生了种种问题，包罗制造业机遇的流失，贫富差距的加大，从宏观意义上讲，西方的资源要素和劳动要素发生了相对的星散，这对社会发生了伟大的压力，其中一个政治社会结果，我把它叫作“阶级政治的中兴”。

第二个海内问题是人口结构的重大转变。美国是移民社会，然则美国已往的移民主要来自于西欧的族裔靠山和基督教的文化靠山。但在新一轮的移民潮当中，美国移民相当一部门来自于拉丁美洲区域，另有一部门来自亚洲。加上美国原来百分之十几的黑人，使得美国由已往白人主导的社会逐渐酿成一个加倍多元主义的社会。美国的守旧派不一定愿意接受这个事实，在他们看来美国不仅是宪法意义上的美国，也是一个特定文明意义上的美国，若是各领域的多元主义不停上升和扩散，美国的原有文明可能会瓦解和衰落。2004年亨廷顿揭晓的《我们是谁》一书中就讨论了这种看法。

第三个挑战来自于外部气力兴起后，天下权力款式的转变。这里既有文明冲突的问题，又有制度模式和意识形态竞争的问题。冷战刚刚竣事之时，美国的向导优势极其显著，但今天它的相对优势正在虚弱，这就让美国人对这些问题更为敏感。

特朗普上台以后的政纲，实在就是用现实主义、守旧主义的态度回应这三种挑战。第一，他要把事情机遇带回美国，把制造业的投资带回来。第二，他要在疆域修墙管控移民。最后，对于外部天下的挑战，他接纳一种对照强硬的态度，甚至用一种讨价还价、对照现实的方式去处置与盟友之间的关系。

与之对比的是希拉里。希拉里在败选之后也写过一些书，我发现希拉里没有意识到，经由这么多年的转变，美国在社会结构和面临的挑战等议题已经泛起了一些新现实，她也没有强有力的政治纲领去回应这些新现实。以是许多中心偏守旧的选民发现特朗普的政策是他们更需要的，只管不少美国人不喜欢特朗普的小我私家气概和政治气概，然则最后照样选择投给他。

新京报：然则在美国，媒体、舆论对于特朗普的评价似乎与此形成了对照大的反差。

包刚升：从表面上看，这跟特朗普的小我私家气概和性格有关。美国对照体面的人士或多或少以为他的种种做法是不得体的，好比不太讲礼仪，喜欢用外号讥讽政治对手等。但这只是一个表面征象，背后对照深沉的器械是什么？我以为这反映了美国自由派主导的媒体与和特朗普这样一位偏向守旧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政治人物，以及他背后的政治气力之间的政治分歧正在不停加剧上升。

“现在，‘同化‘这个词在相对激进的美国自由派眼中已经属于政治错误。但若是你对美国历史有些研究，你会发现美国在历史上异常强调移民的同化。”（图为《关山飞渡》剧照）

新京报：政治分歧让我想起了社会学家霍赫希尔德的《故土的陌生人》。2016年特朗普当选之后，这本书成为了民众追捧的读物，她在书中讲述了那些深藏在底层白人心底、而美国的自由派又不领会的“深层故事”。四年之后，美国的政治极化似乎还在不停加剧，原先的共识越来越懦弱。

包刚升：我们现在有足够多的观察数据证实，美国海内社会的政治分歧在上升。2019年12月，我在哈佛大学参加了一场《大西洋月刊》主理的流动，那一期的大西洋月刊上就有一篇报道，提供一个很有意思的数据。他们观察了共和党家庭和民主党家庭，询问他们是否愿意让你的孩子，跟来自另一个政党家庭的孩子结成婚姻关系，这在多大水平上是可以接受的？效果显示，只有6%的受访者是可以坦然接受的，而这个数据在二十年前跨越了30%。可见美国的社会分歧到达了什么样的水平。

再好比移民问题。美国是一个移民社会，开放移民是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就实现的基本政策，移民代表了美国社会的新鲜血液。美国的自由派一定认同这些看法。但守旧派怎么看？守旧派以为，移民未必是坏事，但存在几个问题。移民的规模是不是越多越好？另外，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移民？移民来到美国之后，应该保持你的原有特点，照样跟美国社会融为一体。

现在，“同化”这个词在相对激进的美国自由派眼中已经属于政治错误。但若是你对美国历史有些研究，你会发现美国在历史上异常强调移民的同化。美国是“one nation under God”，天主之下的同一个民族，不管你来自那里，到了这个地方你就成为美国人。今天你会看到加州的选票是双语（英语和西班牙语）的，那么到了华裔对照多的地方，选票上应该还会有中文，在意大利人多的地方，它应该另有意大利语。从一个角度来看，这是对所有差别族裔人口的尊重。

但美国的守旧派不完全这么看，这是否意味着，美国连英语主导的职位最后都保不住了？根据展望，美国的西班牙裔人口在2050年会到达29%，在可预见的未来，西班牙裔可能跟白人旗鼓相当，美国最后是否要酿成一个西班牙语和英语双重官方语言的国家？这会是开国之父们当初所设想的美国吗？你会发现这两种态度是很难和谐的。

新京报：政治极化不停加剧和不能和谐，你以为美国是否如有些学者所言，已经面临民主溃逃的边缘？在未来几年里，政治极化的趋势是否存在着可能的拐点？

《民主溃逃的政治学》，包刚升 著，商务印书馆，2014年6月。

包刚升：我写过一本书叫《民主溃逃的政治学》，其中影响民主政治稳定性的两个主要变量之一就是政治分歧。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说，美国社会在三四十年间政治分歧不停上升，对美国这套200多年的民主政治而言，不是一件好事情。但现在而言，这与所谓“民主的溃败”另有很远的距离。

从现在这个时间往前看，美国社会面临着两种前途，一种是对照“守旧主义”的趋势，一种是对照“自由主义”的趋势。（注：这里指美国语境下的守旧主义和自由主义）实在这是美国的自由主义和守旧主义提供了两种差别的社会途径，守旧主义想要回到美国的传统，强调自由市场，小我私家选择、开国之父们的开国理念，更多的是强调执法和秩序。自由主义更多强调多样性，文化的、宗教和族裔的多元主义，更强调照顾和关切弱势群体，社会政策需要向他们倾斜。这是两种关于美国未来社会图景的明白。

以是中心派选民异常主要，他更愿意接受哪一种图景，就可能成为美国未来的走向。这里另有一个主要的误区，已往我们经常以为，移民都是偏向民主党的，这在一定水平上对的。但不能遗忘的是，许多移民到了美国之后，经由部门或所有美国化之后，他们已经摆脱了原先的身份。逐渐地，对于这些问题，他们不再单纯地把自己放在少数族裔的态度之上。面临美国的未来，他们会把现在差别的社会图景放在一起思量，这是许多中心派选民包罗新移民的心理。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李永博；编辑：西西；校对：危卓。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迎接转发至同伙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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