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目:文理自然对立吗?学文科就一定没前途?)
半个世纪前,C.P.斯诺《两种文化》( The Two Cultures)一书,指出人文学科与科学之间本来有相当差别的本质,而且相互逐渐疏远,已有无法相同之势。五十年后,我们转头重新审阅,却发现两者之间的差异究竟不是云云深刻。
半个世纪前,数理与生命科学都已颇与上一个世纪的情形差别——考察更为仔细,理论更为周密。然而,科学家仍继续上个世纪的乐观,对现代科学的未来抱持积极态度,以为绝对真理仍是可以企及的。相对于科学而言,五十年前的天下刚从第二次天下大战的灾难中脱身而出。战时的种种,包罗人与人之间的私见、歧视与残暴,宛如一场噩梦!而战后的天下,扰攘未已,人人仍未得宁居。人文学科的学者及文学与艺术的创作者,大都对人类天下及人性已不再能有乐观的想法,对于人类的未来更常存嫌疑。有不少人,甚至对天下抱持严重的消极,以为这个天下着实是谬妄的存在,许多已往视为固然的价值,着实也不是绝对的。于是,人文与科学两大知识领域竟不能相同,而且,两者之间也安于隔离,甚至不追求相同。
今天,这一隔膜似乎变薄了。相伴科学而生长的手艺已逐渐深入一般人的天下,科学似乎不再是实验室中一些学者的高深研究。平凡人也已深切地感受到,已往基础研究的知识,着实对一般人的生涯有至深至巨的影响。例如:高深物理研究,一且转入行使核能的手艺可以发生核弹的灾难,然而,驾驭适合的核能又可为人类提供险些无限的能源。又如:大量化学制品投入农业,可以增添农作产量,削减病虫害,为人类造福,然而,所谓绿色革命的佳音,不旋踵即为其破坏生态环境而为人诟病。人文学界对于这些问题对照敏感,遂从哲学、文学、史学各个角度,最先仔细审察数理与生命学科在人类天下的角色。
毕加索《格尔尼卡》
科学研究是否有其纯粹理性的自主权?
科学家之中,也有些人有同样的敏感,警醒于科学研究是否充实地有其纯粹理性的自主权?有人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审察科学家的作为及其头脑渊源。于是,表面上看来是纯粹自力的科学研究,着实往往不能制止其转变与社会的制约。例如:牛顿的绝对真理及其自然律的看法,是现代科学的主要源头。然则,牛顿这样的宇宙观,却又与其基督教神学的真神及神律有亲切的关系。又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固然是现代生命科学的主要基石,然则,社会进化论者将生物进化论的理论转化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也逐一都履历弱肉强食的残酷竞争。甚至,希特勒曾假借科学理论,举行其灭种灭族的罪行!
科学家在最近半个世纪以来,在研究历程中,生长了相当程度的自我反省精神。库恩的研究典型主题(Paradigm)理论,从科学生长史的研究指陈一代又ー代的科学研究经常受那时一些主题的约束。在主题转变时,科学研究的思索方式甚至表达头脑的语言,也随着转变了。同时,主题的转变,又同社会与文化环境有其响应的关系。于是,科学的研究着实不是充实自主的。
同样的反省,也见于社会学科的园地。最近半个世纪的社会及人文学科,包罗哲学与史学,深受韦伯(Max Weber)、马克思(Karl Marx)及涂尔干(Emile Durkheim)诸人的影响。这些人从差别的角度,生长了差别的理论;然而他们的共通之处,则是指陈了人类对于自身及人类社会的领会与阐释,往往受了各自文化背景与社会地位的影响。例如:韦伯以为,人的经济行为受其宗教理念的制约:马克思以为人类的头脑及其行为,受其社会地位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制约。此看法削弱了欧洲文化启蒙时代对于“理性”的信心。理性不再是绝对的,则相对的理性又如何能是万世永恒?
这一严重的嫌疑,伴随着第二次天下大战后逐渐泛起的文化系统论而同步睁开。由欧洲历史生长的“现代天下”,植基于其时代以来的“理性"”信心。战后天下各地的接触较前频仍,许多欧美地区以外的文化,例如中国的儒家与道家、印度的印度教及源自印度的释教,都与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单一真神信仰差别。诸种文化的接触与打击,使犹太教、碁督教、伊斯兰教系统的宇宙观,不再视为固然。今天“现代化”已不再具有三十年前的说服力,“后现代”的种种看法与理论,着实是对于“现代”两字所代表意义的批判与反诘。这一浪潮的打击气力十分伟大,不仅在文学与艺术的创作方面有其影响,人文与社会学科的研究也因此对已往的理论与研究方式作深切的反思。相对主义已经重振旗鼓,将五十年前其时的理性主义压得不能翻身。
在心理与生物科学的园地也有主要的変化。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为牛顿的力学天下提出了另ー思索方式,物质与能量在不停转接,不再有一个着实的物质宇宙。海森堡(W. Heisenberg)的测禁绝理论,考虑到考察与量度所造成的因素,我们是否能够做
到真正不误的考察?最近混沌理论( Chaos Theory)指陈了分形之无限,则无限之中我们又如何能够以有限的管窥推衍无限的意义?在信息科学逐渐蓬勃的工程中,科学家实验确立人工智能,而迷糊逻辑( Fuzzy Logic)的泛起则指陈了人类头脑中并不理性的部门。
凡此生长,都严重地削弱了一些人人视为固然的假定,理性与客观着实都有其局限性。现代科学自从西欧启蒙时代以来,这些行为有了久远的生长。科学家曾经有相当的信心,以为掌握了锁匙,终有开启宇宙大隐秘的一日。今天的科学家较之五十年前已大为谦逊,他们逐渐领会到,实验室井不能与外面的天下阻隔而自主,理性也如青鸟,似乎在又捉摸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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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理科学的方式学已进入人文研究领域,许多人文与社会学科正在普各处使用量化方式,将个体的殊相冲销,并注重到群性的共相(也就是陈天机教授所说的,因个体聚集而泛起的群体特征)。量化方式已普遍应用于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甚至文学的内容分析。一些人文社会研究的宏观理论,不少是从群体线性上生长的研究。量化方式将数学带进了人类流动的研究中,也在科学与人文之间的鸿沟上架了一座桥梁。
《生涯大爆炸》剧照
人文与科学之间的樊篱必须拆除
相对地说,人文与社会研究的园地内,人文与科学两个文化之间樊篱必须拆除。我们必须想法明白科学文化的内情,才能使这个已在主宰我们生涯的伟大气力不再为我们制造不可知的灾难。未来的天下,文化既是多元,而文化系统与社会系统中的诸部门又会有更多的互依与纠缠。人类既生涯内容丰富,小我私家却又难免有无可奈何的无力感。每小我私家都在遭受科技文明生长的影响,人人不能再自外于科技文明,不能不追求对科技文明的领会。
有些学者,实验跨越人文与科学之间的鸿沟,以领会差别学科的语言看法。举例言之,最近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教授瑟罗( Lester Thurow)在讨论《资本主义的未来》一书中,一方面提出了知识与科技连系的人工智能将是人类文明下一步生长的主要气力。另一方面,他借用了地质学的“板块”组织看法,形容五种カ量(或因素)相互之间的交互作用,五块板块之一即是上述的人工智能!同时,他又借用生物学上的断裂后的平衡,来形容一切重新组合之后的崭新天下。正如恐龙主宰的天下,在履历了险些完全的重击之后,则成为另一个以哺乳类主宰的平衡系统。
另一方面,科学家也正在从人文的角度,实验说明数理科学的内容。杨振宁先生在去年揭晓一篇专论《美与物理学》(《廿一世纪》,1997年4月号),他对照两位物理学家狄拉克(P. Dirac)与海森堡的研究气概,将前者的简练清晰比作“秋水文章不染尘”,而且借用唐代高适的诗句“性灵出万象,风骨超常伦”中“出”与“性灵”来形容狄拉克直指秘密的灵感。杨先生的文章甚似中国文学批评传统中借喻的手法,真是将文学的浏览引进了科学。杨先生又指出,狄拉克的灵感来自他对于数学美的直觉浏览,海森堡的灵感则来自他对实验结果与唯象理论的熟悉。他更指出数学与物理的关系是在茎处重叠的两片叶片。重叠的地方同时是二者之根,二者之源。最后,杨先生将物理学的浓缩性与一应俱全的特色,借用诗人布菜克(W.Bake)的诗句(陈之藩先生译句):
一粒沙里有一个天下
一朵花里有一个天堂
把无限无尽握在手掌
永恒宁非是刹那时光。
这一比喻,着实是释教须弥芥子、永恒刹那的翻版。杨先生对于物理学的浏览,已由数学进入哲学。我们也未尝不能由此延伸,将数学与哲学也比喻为相叠的叶片,有其同根同源之处。人文与科学之间又何尝不是云云?两者都是人类心智中星散而又叠合的两个园地。
我们注重科学各部门间的对话,也在实验使差别学科中已经生长的一些看法相互对比,找出跨越学科的若干看法。我们的目的,只在提醒同学们,学科的界线着实是暂设的,追求知识的历程不外在想法领会自己及考察周围的天下;许多学术的术语,也不外是我们为了利便考察而设计的视角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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