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社会学者田丰：三和青年都想避免自己成为“大神”

（原题目：对话社会学者田丰：三和青年都想制止自己成为“大神”）

在深圳龙华区的三和人力市场四周，栖身着一群被称为“三和青年”的打工仔，由于其“干一天休三天”的生涯方式而成为网络上的“传奇”。

三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田丰和他的学生林凯玄在网络上关注到关于三和青年的讨论，厥后，林凯玄两度赶赴三和社区，以打工青年的身份，体验和融入三和生涯。三和青年们对外来者的不信任、每夜让人痛痒难耐的臭虫、另有直线下降的生涯质量，都让他感应研究的难度。

野外考察连续了半年，每天晚上，林凯玄把逐日的考察所得一字一字敲进手机，田丰则在远程举行梳理、总结并给予建议。通过和三和青年们的接触，他们发现，网上此前对三和青年这一群体存在误读，这些青年并不是完全的好逸恶劳，他们对都市生涯也曾有自己的期待，但由于履历了一些挫折，逐渐抵制事情，“今朝有酒今朝醉”。不外，也有人厌恶了这种生涯状态，最终脱离三和，过上了通俗但正常的生涯。

克日，田丰和林凯玄的书《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考察报告》出书，他们试图解答这样的问题：这些无法融入都市的年轻人，他们未来的出路在那里？

以下是新京报记者和田丰的对话：

田丰照片。受访者供图

“三和青年们的宗旨并不是好逸恶劳”

新京报：三和青年的真实生涯和网络所说是否一样呢？

田丰：不完全一样。网上说三和青年们天天在垃圾堆内里找食物，实际上这种情形极为少见。网上还说，三和青年们会喝一种两升两元的廉价瓶装水，但我们考察到的现象是，一个三和青年只要不是完全没钱，都容易不会买这种水。他们和都市里通俗的年轻人一样，也喜欢喝五六块钱一瓶的饮料。网络传言三和青年们几个月不换衣服，实际上许多三和青年都市不时去购置二手简衫，五块钱一件，在手里有闲钱的时刻，还会去周边的专卖店购置衣饰。

新京报：那么网上为什么会存在误读呢？

田丰：主要是人们对农民工的想象还停留在上一代的阶段。翻垃圾、买廉价的水，这都是上一代农民工给我们留下的穷苦、忍耐、节约的印象。以前的打工者，他们纵然手里有点余钱也不舍得花掉，甚至有人进城时还背着老家的两袋大米。他们在都市里过最苦的日子，是为了回到农村补助家用。

但对于三和青年来说，他们险些不用负担太多家庭的经济压力，来都市的目的就是为了留在都市里。以是，他们会尽可能遵照自己的财力享受都市的物质生涯，也就不会想把钱省下来，而是过着一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涯。

2018年，三和人力市场的招工大巴。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调研后你对三和青年这一群体有了什么新的明了？

田丰：我们之前通常会以为，三和青年是一帮好吃懒做、混吃等死的人，但实在这是一种误解。经由历久和他们相处，我们发现，三和青年们的宗旨并不是好逸恶劳。若是你到农村去看的话，你就知道一个村里最懒的人通常是不会出来（打工）的。

三和青年愿意出来打工，就意味着他们还在生涯上有一定的追求。只是由于来到憧憬的都市后，他们遭遇了一些不公平待遇和来自都市的排挤，好比被中介骗取了身份证和人为、在工厂里拿不到预期的待遇、在事情时自由受限等，在履历了这些挫折之后，他们会有抵制事情的意识，于是进入了“干一天休三天”的断点式生涯节奏里，最终选择了尽可能地少劳累、低成本、低要求的生涯方式。

2020年8月7日，三和人力市场。受访者供图

三和青年有意识地制止自己成为“大神”

新京报：先容一下三和青年的“日结”事情方式吧？

田丰：做“日结”一样平常一份能赚150元块钱，有些刚来三和的青年，还理想可以日间、晚上做两份日结，一天就赚300块，但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日结”工大多是体力活，好比在工地里搬拾建材、在宴会上来来回回地端盘子，这些事情对人的体力消耗很大。以是这也在一定水平上造成了三和青年们“干一天休三天”的节奏，整体收入不可能高。

这种事情方式的利益在于工期较短，结算方式天真，时间放置上有弹性，对事情不满意的话可以随时拿钱走人。欠好的地方在于，许多“日结”事情没有劳动合同，平安保障性差，缺乏员工培训。

新京报：三和青年中什么样的人会被称为“大神”呢？

田丰：“大神”是三和青年的极端形态，一样平常指生涯质量尤其低下的人，直接显示包罗：可以一两天不用饭、睡大街、穿脏到发硬的衣服等等。任何三和青年在没有钱的时刻都可能进入“大神”状态。

是否成为“大神”，取决于一个打工者的收入状态。收入首先被一小我私家的劳动能力影响。其次，收入状态可能被一些突发状态左右。有些人身份证被偷了，那他没有身份证的时刻就会很惨，由于许多事情没有身份证做不了，旅馆没有身份证住不进。最后，收入还取决于一小我私家的劳动意愿，“大神”的劳动主动性一样平常稀奇低，可以为了不事情而忍饥挨饿。

2018年，早晨睡在三和人力市场走廊的青年。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通俗三和青年对于“大神”的态度若何？

田丰：通俗的三和青年都很同情这些进入“大神”状态的人，明了“大神”们的心事，他们不愿意做厂工的心态也是共通的。然则他们的气力很有限，辅助也仅限于给他买个盒饭、买包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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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三和青年们都在有意识地制止自己成为“大神”。虽然他们在口头上不避忌这些，以“大神”自称或互称，然则在内心深处，他们并不愿意一直过这种风餐露宿的生涯。他们知道，做“大神”就意味着阴雨天也要睡在街面上，异常难受。以是在钱即将花完的时刻，他们就会对照积极地找事情，以免自己成为“大神”。

2020年8月7日，疫情时代三和人力市场四周的巡逻队。受访者供图

融不进的都市，回不去的墟落

新京报：这些青年为什么不回家，或者可以去向那里，这些问题获得谜底了吗？

田丰：对于三和青年来说，家乡是一个不太愿意被提起的事情。他们有时刻甚至会避忌和同乡接触，由于以为自己混得欠好，没有体面，不想让家乡的人知道自己在干吗。同样的，他们对于自己的农村老家也没有太多情绪。

同时，他们也不认同怙恃作为老一代农民工的人生道路。在他们的眼里，怙恃过的生涯又苦又累，而且没有社会地位，因此他们会刻意和怙恃代表的人生轨迹拉开距离，制止自己走上老路。

这些年都市转变很大，然则，对于体力劳动者来说，他们的处境并没有这么大的转变。流水线的事情依然死板，工地里的事情依然充满风险，这些农民工在面临都市飞速的转变时，心理落差就会越来越大，有了一种被排挤的感受。

2018年，三和栖身区的一家网吧。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以是他们陷入了一种两难田地？

田丰：他们处在夹层中心，一方面他们拒绝都市的、尤其是工厂流水线生产中的无聊和压力，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可能回到农村，由于他们大多数人缺乏务农履历，也不熟悉农村的生涯环境，他们从学校出来后，就直接进厂了。

以是，他们只能用一种个性化的抗争方式来解决，就是把劳动单元称作“黑工厂”、“黑中介”，拒绝历久为这些单元孝敬自己的时间和体能，只在最低限度上完成维持在都市里生计下去的事情量。然则这种反抗方式的气力是极为弱小的，也不可能历久维持下去。

2020年8月7日，三和人力市场四周的廉价旅馆。受访者供图

政府提供职业培训有望打破三和青年困局

新京报：当地政府有没有出台一些针对三和青年的行动？

田丰：当地政府整改过好多次，但一方面，三和青年的流动性太强，警员前脚走了，他后脚就又在大街上睡下了；另一方面，管制职员执行得也不是很严酷，究竟这些人可能没有其余地方可去，被逼到绝路上可能会干坏事。在我看来，允许这些人的存在方式也是一个都市包容度的体现。

另外，政府对于城中村的革新也会在未来影响到三和青年们的栖身条件。地产商进驻城中村以后，正在逐步挤压之前低廉旅馆的生计空间，没有了低价住宿，三和青年们很难维持之前的生涯方式。然则由于城中村的革新成本极高，现在各方正在拉锯过程中，现在三和青年们的生涯还没有太大的改变。

新京报：你在书中提到，政府希望外来务工者融入工厂流水线，而不提供他们融入都市生涯的途径；而三和青年希望的正相反：他们盼望都市生涯，却不接受流水线的生产方式。你以为未来解决的途径是什么？

田丰： 我们在三和做调研的时刻，跟一个工厂老板谈天，他告诉我们厂内里“80后”工人另有一些，“90后”基本没有，“00后”基本留不下来。这些三和青年的心态，实在某种水平上跟中国的产业升级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我们希望能逾越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模式，做更有技术含量的出口大国，我们要为这种新型的生产模式提供及格的职业群体。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在产业转型上速率太快，而这些产业线上的下层生产者教育水平跟不上来，这就造成了一定水平的脱节。以是我以为，在未来，政府机构提供有技术含量的职业培训，是解决三和青年不喜欢旧有的流水线生产、同时又希望拥有好的事情和都市生涯的途径。

2018年，三和人力市场内部，不愿意找事情的三和青年在睡觉。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有三和青年选择脱离吗？他们去了那里？

田丰：我们接触到的三和青年，待得最久的也就五年左右。他们这种“干一天休三天”的状态不可能维持良久，否则就酿成一个真正的流浪汉了。有的人由于家庭缘故原由，有的人由于忍受不了艰辛的生涯状态，都逐渐脱离了。许多人都回了老家，好比在当地的县城里做了保安，娶了媳妇。

我们遇到过一小我私家，他有一天突然自己醒悟，脱离了三和，在深圳找了一份正式事情，每个月挣四五千，成为了我们普遍熟悉的那种“深圳打工仔”。他经常回来探望以前一起生涯的人，还会给他们买些水和食物。他跟我们说，转头再看这些人，更多的是感应同情，但他已经跳出了这个圈子，成为了一个“带有小我私家体验的旁观者”。

2018年，三和人力市场四周廉价旅馆的床铺。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记者 李昀

编辑 王婧祎  校对 杨许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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