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中的以“文”化人

　　《论语》中的以“文”化人

　　《论语》通篇看起来都在讲修齐治平的义理，但并不会让人以为深邃艰涩。相反，它能让人常读常新，随时掀开的时刻也总会发现一些细节的玄妙之处，究其缘故原由，在于其文本的一种文学性特质。文学性与情绪情绪、表达手法、场景气氛、气韵节奏慎密相关，由于这种文学性，杨绛先生曾经在《我是怎样读〈论语〉的？》一文中说——“四书”中我最喜欢《论语》，由于最有趣。读《论语》，读的是一句一句话，瞥见的却是一个一小我私人。

　　孔门四科着眼于“德性、言语、政事、文学”，虽文学方面见长的是子游和子夏，但编辑《论语》的孔门学生及后人们，仍是体现了极高的文学修养和品位。

　　总体而言，儒家以人伦教养为己任，圣贤是全民之师，绝不把自己与众生阻隔。但从文辞的表达特征来讲，同为儒家经典，《论语》与《中庸》和《大学》相比，转达出的是加倍平实温暖的生涯气息。如开篇《学而》中，“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习、结交、一样平常来往，讲的都是来自国民日用的生涯场景和生涯体验，是起居行事、待人接物，同时又是安身立命、政通人和，读来亲和惬意，谆谆教训，明了通畅，从容不迫，令人顿生如沐东风之感。正所谓“贤人语人不语神，语常不语怪。”

　　虽说云云，《论语》在遣词用句上却从不粗陋，通篇可见精巧的句子结构，精炼而富有哲理的对句、排句。如《雍也》篇中的“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述而》篇的“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泰伯》篇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也与孔子“不学诗，无以言”的诗教观高度统一，极具韵律和美感。

　　文学的焦点是人。作为言行录，《论语》中对于孔子在差异情境中的神志和神色的形貌虽然简约，却十分生动可感。

　　《阳货》篇中纪录了孔子与学生子游的一段对话——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孔门学生子游做了武城的邑宰，实行庠序教养，学习礼乐的人许多，小城中弦歌不辍。孔子到了武城，听到抚琴和讴歌的声音，有感于那时礼崩乐坏的时代靠山，遐想到许多大国的民众都没有这般对礼乐的喜欢，而在武城这个小地方却有云云乐成的化民成俗，实在是有些喜出望外的，因此“莞尔一笑”，用了一种玩笑的口吻，说“割鸡焉用牛刀”。这显示了夫子少见的诙谐轻松、和善有趣的一面。子游回覆：“以前我听先生说过，‘君子学习了道，知了礼乐就会爱人；老国民学习了道，知了礼乐就容易指导和治理。’”听到这段话，孔子马上正色道：“学生们，言偃（子游）的话是对的。我适才说的话不外是同他开顽笑而已。”这一段文字很有戏剧性，孔子从轻松诙谐到深沉肃穆，前后的转变，气氛感很强，反映出孔子的真实亲热，也体现了他对于“治国安邦”之事的在意和敬畏。

　　另外，《宪问》篇中对于孔子和老相识原壤的相见场景的形貌也十分生动有趣，从夫子对原壤的高度归纳综合及一个细小动作体现了孔子的率真之气。原文为：“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孔子的老相识原壤为人放浪形骸，不守礼法，孔子去造访他，原本他应该出门迎接，他却坐在那里，伸长了腿等着孔子，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由于是老熟人，孔子就直言指斥了他，说他小时刻不尊重兄长，长大了也没什么值得称道的，老了又不死成为祸殃。正所谓“（君子）听其言也厉”，孔子的嫌弃之情可以说溢于言表了。而且，除了这种言辞上的硬刚，孔子还用手杖小扣了原壤的小腿。这个动作反映出他对于老熟人的“恨铁不成钢”，更转达出对于“礼”的坚定维护。两小我私人的形象同时跃然纸上了。

文明的延续、重塑与转向：铁器时代的安纳托利亚文明

公元前8世纪末，吕西亚人兴起于半岛西南部，他们曾抵抗过吕底亚王国的入侵，最终被波斯帝国征服。 卡利亚人也是铁器时代半岛西南部的一支重要民族，荷马的《伊利亚特》把卡利亚人视为特洛伊人在安纳托利亚的盟友。

　　以上两章内容，都不是围绕“义理”而睁开的，而是在详细的事宜中出现孔子的价值判断和情绪倾向，因此会给读者留下异常深刻的印象。事实上，后世对孔子的性格特点和精神境界的认知，也正是泉源于《论语》中许多段落出现出的“气氛感”和戏剧感。

　　孔子广收学生，周游列国，希望在整个社会道德危急、生灵涂炭之时，重新提倡和确立社会秩序，回到“内圣外王”“郁郁乎文哉”的德治礼治时代，以王道取代强横，缔造礼义之邦。他这种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人生选择，在许多人眼中是不适时宜而且是愚蠢至极的。

　　《微子》篇中，孔子师徒与隐士长沮、桀溺的相遇，从文学表达的层面而言，情节曲折，情绪吐露自然真切，让人读来似微型小说一样平常：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能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这段的内容形貌孔子师徒在周游列国的途中，偶遇隐者长沮、桀溺在种田，孔子让子路去询问渡口在那里。长沮问子路“驾车的那小我私人是谁？”子路说是孔丘。长沮又问是不是“鲁国的孔丘”，子路说是。长沮说：“他早该知道渡口在哪儿了。”子路又问桀溺。桀溺说：“你是谁？”子路说是仲由。桀溺再次确认了子路是孔子的学生，尔后说：“社会庞杂，像洪水一样坏人坏事四处弥漫，全天下都是这样，谁能改变得了呢？你与其随着孔丘那种逃避坏人的人，还不如随着我们这些避世隐居的人呢。”说完，就继续翻土劳作。子路回来把这些告诉了孔子。孔子失望地叹息说：“我们既然无法跟鸟兽待在一起，若不跟天下人待在一起又跟谁在一起呢？天下若是太平，我就不会和你们一起来艰辛改变现实了。”

　　这段对话的焦点是“问路”，子路问的是渡口怎么走，隐者跟他讲的是人生之路若何选择的问题。面临隐者长沮和桀溺鄙夷不屑的取笑言辞，孔子的落寞和忧伤溢于言表，此处“怃然”一词异常之准确传神，然而孔子对于自己的选择异常明确和坚定，因此说“鸟兽不能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他提醒子路，既然生之为人，便要有理性和责任，不能如鸟兽一样平常进入纯自然的环境，就要面临真实的社会生涯。末句“丘不与易也”，指天下若有道，人世协调美妙，自己就不会和学生们一起去改变社会了。这一段的形貌，充实体现了孔子“仁以为己任”的价值追求和不问效果、为天下苍生奔走的勇气经受，但并非直接对孔子歌功颂德，而是通过几小我私人物的言语、举止、神情，生动展示了他们“出世”和“入世”的迥异人生追求，也让读者体会到夫子选择的这条路实在比做隐士要艰忧伤多，陪衬出了他“知其不能而为之”的伟大使命感。

　　《论语》的文学性，还体现在大量比喻手法的运用，其中有明喻、暗喻、借喻、反喻、引喻、对喻等。这些修辞的运用，对于论理和记叙为主的《论语》文本增色不少，大大提高了表达的形象性、意见意义性，也引发了读者的想象空间。

　　如《子罕》篇中泛起了两句以自然景物作比的句子，一句为“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另一句为“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这两句都称得上是千古名句，所蕴涵的精神内在都十分厚实深刻，前者是对于时间和生命流逝的哲思咏叹，后者则是对于外境磨砺下的人的风骨彰显和对生命韧性、君子人格的赞扬。正如钟嵘所说，“因物喻志，比也”。儒家的修身目的和原则，本质上牢牢关联若何在生命里缔造一种永恒的意义和价值，逾越作为人的一种有限性，杀青一种卓然和不朽。不管是对于时间流逝的紧迫感，照样对于浊世危局的摧折和磨练，孔子的感伤和譬喻都具有极深的意味。

　　《论语》中另一个广为人知的有趣比喻，是《述而》中的“浮云”意象。“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者，于我如浮云。”君子务本，喻于义而非喻于利，夫子的基本追求在于“道”，因此孔颜之乐完全是精神天下的坦荡和快慰，对于物质的需要极其简朴。相比之下，那些借由不义手段所获的财富职位，对夫子来说就像是浮云一样。之以是用“浮云”作比，是由于浮云虚无飘缈的特征，它看起来很美很高，但却离合不定，是靠不住的器械。富与贵对众人充满了吸引力，是由于众人多数眼光如豆，被欲望羁绊而不得自主。而以孔子的大智慧，自然心明眼亮，不受虚荣的惑乱，能够超然物外。

　　此外，《为政》篇中关于诚信也有精彩的比喻。“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此章把“信”喻为大车（牛车）和小车（马车）毗邻横木的輗和軏，别有深意，一方面强调这种毗邻工具的主要价值，没有它们，人就没有设施行使牛马的气力拉动车子前行，显示了人没有诚信就无法获得他人的信托和相助，寸步难行。另一方面，輗和軏在车子的部件中都属于异常容易磨损的部门，而一小我私人诚信的口碑亦是日积月累方能确立起来，然则一朝不慎便会毁于一旦，重新确立难于上青天。

　　总体而言，《论语》的文学性特征，是儒家文化心理结构的外化，对两千年来中国人的国民性格具有塑造之功，也对后世文人诗人的散文写作发生了深刻影响。每一位认真阅读《论语》的读者，在掩卷之时，脑海中总会出现出一个个详细的人物形象，也常能体会到一种难以言传的气氛感。这些情形，恰恰是由于《论语》真正体现了以“文”化人的气力。

　　（作者：车凤，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化创新与流传研究院智库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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