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归园田居》与中国乡村美学

　　“墟落振兴”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工程。从美学层面探讨墟落文化的重修思绪，是墟落振兴战略不能或缺的一个环节，这个环节，可以归纳综合为“墟落美学建构”。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遗产为墟落美学建构提供了厚实的文化资源。作为中国田园诗派的开创者，东晋著名隐逸诗人陶渊明以其《归园田居》五首等诗文，对中国传统墟落美学的主题和意象做了奠基性营造，至今仍具有启示意义。

　　乡土与诗意：《归园田居》剖析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指出，墟落生涯铸就了一种“乡土本色”。这就是，相对封锁的流动空间，职员缺乏流动的熟人社会，靠土地营生因而眷恋土地。费孝通说：“农业和游牧业或工业差异，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不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徙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气是由于不流动而发生的。”

　　所谓“土气”是城里人对乡下人的传统看法，它所示意的正是农民对土地的基本依赖关系和深挚的情绪特色。墟落生涯，既依赖于其环境，更依赖于农人特有的生涯情怀，组成了怪异的乡土诗歌境界。在中国诗歌史上，陶渊明的诗歌创作，不仅开“田园诗”的先河，而且以他敏锐的视角和透彻的感悟向后世展示了一幅新鲜活跃、亲热自然的乡土诗歌画卷。我们将陶渊明的田园诗和费孝通所论“乡土本色”相互印证，可说是神理凑泊，诗文相彰。据已知文献，陶渊明传世的诗篇仅120余首，其中吟诵田园生涯的居多，《归园田居》可作为其田园诗境的代表性诗篇。

　　《归园田居》为陶渊明辞彭泽令之后的第2年，即公元406年所作。园田居是陶渊明童年的故宅，在庐山(南山)脚下。陶渊明时年38岁，他彻底告辞了十余年间仕隐轮替的生涯，今后归隐家园，直至二十余年后离世。《归园田居》包罗5首诗，可分为三组，《其一》一组，《其二》《其三》一组，《其四》《其五》一组。第一组，是表达回归田园的愿望和描绘田园生涯的情景。第二组，是写田园生涯的隐逸情趣和农作心绪。第三组，写从感怀历史而回归于当下田园生涯。

　　其一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拓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其一》这首诗，可以看作陶渊明辞官归隐的导言式的诗篇。开篇六句“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首先声明自己天性兴趣自然山水，而不能顺应世俗功名追求，既而以离乡任吏为“误入尘网”，示意自己辞官归田之心，如笼中鸟、池中鱼对林野和江湖的瞻仰。从第七句到第十六句，是以白描的手法，详细抒写归隐后的田园生涯。“拓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这是写其归隐的境况，显示了家境的清贫和甘于朴素的心意。“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这六句诗描绘出一幅鲜活、恬适的田园乡居画面。自然的兴隆、村子的疏离和家禽的活跃，孤寂中见生气，模糊处示真意。它不仅生意盎然令人欣喜，而且亲热悠闲给人以自在逍遥。“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这末端四句，将归隐田园的生涯集中于清净自在、悠闲从容的境界，这境界是人生的彻底解放，是本真的大归属——从樊笼中解放出来，回归人生本原的自然。末端与开篇牢牢呼应，鲜明地示意了以脱离政界、回归田园故土为自我人生返璞归真、身心释放之道的心志。

　　其二

　　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

　　白天掩荆扉，虚室绝尘想。

　　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

　　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

　　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

　　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泽。

　　其三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其二》写归隐生涯的隐居境况。“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天掩荆扉，虚室绝尘想。”这四句诗，写山村生涯的简朴、纯朴，与外界人事无涉(“罕人事”)，与官贾不相来往(“寡轮鞅”)，因而获得清静自在的居处(“白天掩荆扉”)，空灵纯粹而不作世俗之想(“虚室绝尘想”)。《其一》写“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其二》再写“白天掩荆扉，虚室绝尘想”。两首二出“虚室”二字，一因“虚室”而“有余闲”，一因“虚室”而“绝尘想”。这是强化显示归隐生涯的本质在于消除尘俗之累而复归空灵自在之境(“虚室”)。空灵自在，即“有余闲”和“绝尘想”。“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乡野生涯的来往，只是涉足于村子(“墟曲”)之间的盘桓，由于疏于行走，蹊径上野草丛生，相互往来要拨草开路。村人相谈，皆是农家生涯之事(“无杂言”)，尤其关切的是庄稼的长势(“桑麻长”)。“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泽。”日月推移，桑麻逐渐长高了，在南方开垦的土地也扩大了。在这样的境况下，别无忧虑，只是担忧冰雹降临，将桑麻摧折，若此，这一季的辛勤就被糟蹋了。

　　《其三》写隐居生涯的劳作。开篇两句，“种豆南山下”，单写种豆，可见耕作的品类不多；“草盛豆苗稀”，这预示了收获欠好。“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这十个字，写尽一日劳作辛劳。“晨兴理荒秽”上接“草盛豆苗稀”，为了一点企望中的可怜的收获，天一亮就出门去劳作了；“带月荷锄归”写劳作一天，月亮升起来，才扛着锄头归家。然而，“带月荷锄归”又简约而清晰地描绘出一个农人辛勤一天之后的悠闲和自足。在归途中，《其一》中的“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情景，无论他是否已见，一定活跃在他的心目中。因此，这个“带月荷锄归”的意象所显示的归家的希冀和欣悦，是成语“栉风沐雨”所不具有的。“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这是静寂的野外，悠长的回归，归家者以敏锐的触觉，感受着道间草木的兴隆气息——他的身上劳作的汗迹尚未脱干，然则，他感受到了草尖夜露沾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农人是“插足于土地”的，他没有条件，也不会对土壤、雨水侵染手足、衣裤有所惜惧。农人在土地上“侍候庄稼”，他的基本愿望，就是春播、夏作、秋收和冬藏，一年有好收获。“但使愿无违”，这最素朴的愿望，是农人的天职，由于守这天职，农人生长于斯，耕作于斯，也归返于斯。

　　其四

　　久去山泽游，浪莽林野娱。

　　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

　　倘佯丘垄间，依依昔人居。

美国总统拜登的妹妹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

当地时间4月7日，美国总统乔·拜登的妹妹瓦莱丽·拜登·欧文斯的公司发表声明，瓦莱丽·拜登·欧文斯4月6日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目前，欧文斯出现轻微症状，将遵循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指导方针进行为期5天的隔离。

　　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杇株。

　　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

　　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余。

　　一世异朝市，此语真不虚。

　　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

　　其五

　　怅恨独策还，崎岖历榛曲。

　　山涧清且浅，可以濯吾足。

　　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

　　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

　　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

　　《其四》写一次“山泽游”。“久去山泽游，浪莽林野娱。”陶渊明是喜欢“山泽游”的，久违之后再游，林野的广袤就给他心旷神怡的欢娱。“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穿越森林，由林野而至荒墟，这也许是不期然而至，但更可能是“山泽游”包罗的预定项目。“倘佯丘垄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杇株。”“丘垄”，即宅兆。在宅兆间倘佯，还可依稀见到昔人寓所的遗迹，桑竹枯朽，井灶残缺。“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余。”诗人询问，那些曾在这里栖身的人，现在在那里呢？砍柴的人见告，这些人所有死去了。然而，诗人没有追问，这些人是因什么缘故原由死去的。“昔人居”陷落为“丘垄间”，既可以是天灾，也可以是人祸。但陶渊明既不询问，也不推测。他认定并接受人的生死之命。“一世异朝市，此语真不虚。”三十年为“一世”。三十年间，朝廷与市井都将变换。“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对于陶渊明，“人居”变“丘垄”，正如朝市之变，是自然运化的一定效果。人生在世，不外一次山泽之游，始于人居，归于宅兆。这是一场幻化，本质是空无。

　　《其五》写山泽游归来。“怅恨独策还，崎岖历榛曲。”“人居”化成“丘垄”的感怀，依然惆怅于心。独自拄着手杖走向归途，在崎岖的荒径上穿越曲折的森林，更添一层人生艰辛感伤。从最终讲，人生幻化而空无。但既生于世，现实的真切正以其艰辛迫近自我。“山涧清且浅，可以濯吾足。”穿越森林，一条山溪却以它清浅的倩影给予疲劳、惆怅的陶渊明意外的慰藉和净化。“可以濯吾足”，又岂止于足？在清流濯足之后，尘虑尽消，忧心澄明。

　　“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归家之后，约请邻人宴聚。新酿的酒还没有过滤，用仅有的一只鸡款待客人。这是一次窘困的宴请。然则，主人并不尴尬，客人也不以为怠慢。“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日落伍的房舍阴晦了，没有钱消费蜡烛的主人点燃柴棍照明。可以想见，在主人简陋的房舍中，相聚的乡亲是何等的亲热、恬淡，絮絮叨叨的酒话，消磨着四野幽静的墟落夜晚的时光。“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在酒意豁达的阔谈中，遗忘时光的乡亲迎接又一天旭日的泛起，即将最先又一天的劳作。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这辛劳与自在交织的农人生涯，就是陶渊明颠沛于世之后失而复得的自然。

　　《归园田居》蕴含的传统墟落美学

　　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含蕴着中国传统墟落美学的主旨纲要。可以劈头归纳综合如下：

　　其一，墟落美学是一个回归的主题。这个回归，具有双重意义。一是物质意义上的回归，游子回归故土；二是从功利追逐的入世生涯，回归到纯朴自在的心灵生涯。

　　《归园田居》将归隐田园，界说为从功利社会的“尘网”中获得解放，是羁鸟归旧林，池鱼返故渊。乡土生涯是在单纯的血缘和牢固的地缘上举行的，职员相对牢固。这样的生涯环境，不仅为栖身者提供了熟悉、稳固的社会关系，而且在血缘和地缘两个层面都强化了栖身者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回归乡土，不仅减除了外界庞大的社会关系(“尘网”)，而且将个体生涯重新植入血亲和乡土的本原性统一中，使个体身心均在这种统一中重新获得本原性的珍爱。在乡土中获得身体的平安和心灵的自由，这就是陶渊明所说的“复得返自然”。

　　其二，墟落美学是以村子为主体场景的。村子是乡土生涯中的基本民居环境，村子场景为墟落美学奠基了主体意象。这个村子意象，是局限局限而友谊充盈的境界。依据差其余自然环境和历史沿革，村子的组成有巨细悬殊，从三家村到千户大村不等。然则，由于农业耕作的特点，村子的规模普遍偏小。村子作为乡土生涯时代的基本社区，不仅以血缘为纽带，而且以地域为限制，组成了社群关系和地缘关系上的相对疏离和隔膜。费孝通将墟落之间的“隔膜”界说为一种乡土文化的基本境况。他说：“乡土社会的生涯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流动局限在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涯隔离，各自保持着伶仃的社会圈子。”

　　在《归园田居》中，陶渊明概略而真切地描绘了村子的狭窄和疏离。“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这是他所栖居的园田居村子的规模和名目。“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这是描绘园田居与其他村子之间相互疏隔的境况。这样的境况，令人想到春秋时代老子所描绘的“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寡国小民”状态。疏离与隔膜，组成了空间和心理的双重屏障，它们赋予村民在相互认同和信托的环境中，眷恋乡土，信托履历，重情守义，过着纯朴而现实的生涯。“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在村子中或村子间的来往，是熟悉者之间的自然往来。“披草共来往”，自然的兴隆与乡亲间的周密是相互映衬的；“但道桑麻长”，乡亲间的来往，是非功利、无目的，是乡亲友谊需要的自然来往。费孝通说相对于都会—工业化社会的“机械的团结”，墟落情绪是一种“有机的团结”。“机械的团结”，是以功利为目的的、社会左券或法制化的组织。墟落的有机团结，素朴单纯的，也是亲热自然的。“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这样的会饮欢悦，简朴之至，然而，正是在这极致的简朴中，人之为人的生之情愫获得了滋养和张扬。

　　其三，墟落美学以深刻的土地意识为基础，发扬着眷恋土地、周密耕作，与山泽草木、禽鸟相依共生的情怀。这是一片鲜活灵动的天地。

　　《归园田居》五首，全诗没有涉及高山大川和田野苍穹。“久去山泽游，浪莽林野娱。”这是一次离村出游，但不是一次远游。“怅恨独策还，崎岖历榛曲。”这是一日往返的山泽游。“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一样平常的行走是在村子与土地之间，行走的目的不是游览而是乡亲往来和耕作收支。“披草共来往”“道狭草木长”，都不是旅行描绘，而是农家生涯中切实的体验，这当中有汗水、伤痛、焦虑。然则，这又是农人成年累月坚守着休养生息的信心希冀所在——因此，他们的生涯是坚实的。“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泽”“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常恐”与“希望”之事，即是在这有限的土地上，以周密耕作使一家人得以生息繁衍。费孝通说，“在乡土社会中小我私人的欲望常是合于人类生计条件的”。农家人的欲望是由他们生息所居的土地所培育的，这组成了属于他们的文化。“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这样的墟落生涯画面是一个旁观者所不能描绘的。由于，它并不是一片供外来者驻足鉴赏的景观。它是真实的农家生涯，是由身在其中，而且具有一颗素朴自然的生涯心灵所提炼结晶的。

　　其四，墟落美学具有以道家自然哲学为内核的深挚的人文秘闻，它不仅将土地、寓所、山泽、草木、禽鸟和人融合一体，而且赋予这个整体有机的生命关联和自然循环的无限绵延。因此，墟落美学不仅是关于田园风景的审盛意识，而且是基于“自然”生命观的生命美学。

　　《归园田居》五首，两用“虚室”一词。“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白天掩荆扉，虚室绝尘想。”道家为申达“自然”之理，讲“无”、讲“虚”。老子讲“道冲，而用之或不盈”“当其无，有器之用”。庄子讲“气也者，虚无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虚室”一语即出于《庄子》。“瞻彼阕者，虚室生白。”(《庄子·人世世》)在《归园田居》中，“虚室”当兼有乡居的清净和心里空灵双重意义，以是称“有余闲”“绝尘想”。然则，“有余闲”和“绝尘想”，不是虚空寥寂、阴森消极。“虚室生白”，“白”是归于大道之“无”，是“万物之化”，即“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无限境界。以是，乡居的“余闲”和“绝尘想”，不是生命的消极困守，而是“课虚无以责有”(陆机：《文赋集释》，张少康集释，人民文学出书社，2002 年版)，是生命的解放和无限开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以道家哲学开拓的墟落美学，是“虚室生白”，换言之，是“从无到有”，即脱节功利世俗网络之后的“复返自然”。这就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即乡土生涯的最终价值是什么，人生归属何在？《其四》这首诗，是以凭吊沦为墓地的墟落直面这小我私人生的最终问题。久违的山泽游，仅一句“浪莽林野娱”，即转入对荒墟的凭吊。陶渊明完全承继了庄子的生命观。“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庄子·大宗师》)在这样的运气观下，生死不仅是自然之常态，而且基本的“幻化”和终归于“空无”并不是自我存在的悲剧，相反自我在自然造化运行中获得了无限的意义。“今一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恶乎往而不能哉？”(《庄子·大宗师》)

　　因此，可以说，中国墟落美学既不向外企及一个宽大的天下，也不向未来追求一最终的归宿，而是安时处顺，生息于乡土的自然自在。“拓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这可谓庄子之所谓“藏天下于天下”的生命意识。“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昼夜晨昏的更替，劳作与栖息的轮换，自然与自我之间在时间的绵延之中实现统一，但自我也在时间的绵延之中完成了对时间的战胜和逾越。这是由于，我属于时间，我顺应时间，以是，我在时间的每一个属于我的当下成为自然之“无”——绝对而且无限。因此，墟落美学是当下性的，是在此时的此地。

　　在道家自然哲学的时空、生死意识的灌注下，墟落美学在有限的乡土空间中绵延时间，又在无始无终(“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时间中激活空间，将乡居生涯展现为一片在时间中超时间，在空间中超空间的大化天地。庄子说：

　　死生生死，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不知能规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能入于灵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于兑；使日夜无郤而与物为春，是接而生时于心者。是之谓才全。(《庄子·德充符》)

　　王羲之《兰亭诗》写道：“大矣造化功，万殊莫不均。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王羲之的诗意正是庄子此段借“仲尼曰”所论述的生死观、时空观的张扬。“适我无非新”，正是“与物为春”之境界。陶渊明的《归园田居》正是庄子生命意识和王羲之诗歌境界实现于乡土人生的诗学结晶。这是一个始于“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而归于“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的乡土生命境界。它是无始无终的，既生气活跃、亲热自然，又逸然逾越、幽妙无限。

　　从“可行”“可望”到“可游”“可居”

　　我们以《归园田居》所蕴含的中国传统墟落美学审阅当下已蔚然成风的“打造墟落”运动，可以有如下劈头反思。

　　首先，以墟落美学的回归主题为导向，“打造墟落”的计划、设计，要有一种逆时间的头脑。所谓“逆时间”，是针对现代生涯的高速生长的时间维度的。在古村舍复建中的“修旧如旧”可以说反映了这种时间意识导向。然则，对“逆时间”头脑，不能机械地使用，不应局限于单体村舍的复建的修缮，而应是立意于将墟落重修为区别于都市寓所的“皈依家园”。

　　其次，以墟落美学的村子主体意象为建设蓝图。宋代画家郭熙讲绘画的立意，有四义：可行、可望、可游、可居；并指出“可行可望不如可游可居之为得”。“行”和“望”，是旁观的，外在的；“游”和“居”，是介入的，内在的。“打造墟落”，应该着眼于“可游”和“可居”的墟落整体建设，而不是附庸游客鉴赏心态，在“可行”“可望”上下功夫。只有墟落整体建设成为“可游”和“可居”的园地，才气实现墟落美学的回归主题。

　　再次，以墟落美学的乡土情怀为秘闻。“打造墟落”以纯朴、深挚的乡土情怀为显示和诉求工具，不仅应着眼于营造细腻、幽微的景致，而且要着力于营造与土地亲密，素朴自然而亲热自在的景致。在“打造墟落”中，与都市设施攀比，搞好大喜功的项目(游乐设施)不仅违反墟落美学主旨，而且势必形成对墟落景观的不能逆转的损坏。

　　最后，源自中国道家哲学传统的墟落美学，有着根个性的自然生命意识。住民在自然中，而且自然地生涯着。这是无维度，或者人与自然完善无缺的境界，是生涯自己。因此，怎样营造这“属于自然”的生涯自己，是“打造墟落”需要探讨并实现的深层建设——归根到底，是关于墟落栖身者自己的建设。

　　(作者：肖 鹰，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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