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目：刘皓琰：现代帝国主义是若何举行数字殖民的？）
【文/刘皓琰】
近年来，在西方左翼学界和中国政治经济学界，关于新帝国主义的讨论是一个热门，而对于殖民政策的再熟悉则是其中的主要内容。
殖民系统往往被以为是帝国主义的需要组成部门，然则在上世纪90年代后，由于民族解放运动的繁盛、国际舆论的影响、扩张成本的提升等因素，现代帝国主义很少再使用以军国主义为主要方式的殖民政策。然则，这并不意味着帝国主义放弃了对殖民地的掠夺，而是最先将掠夺的局限从现实领土转向隐藏性更强的虚拟空间。
在天下局限内的数字化浪潮中，数字殖民逐渐成为了现代帝国主义推行殖民政策的主要方式。而中国企业字节跳动旗下的TikTok之所以被白宫封杀、施压，除了特朗普贪图借此怂恿反华情绪争取选票外，很大水平上也由于TikTok“逆流而上”，在美国社交领域攻城略地，甚至泛起赶超社交传统巨头Facebook、Twitter之势，引发了美国政府的“小人之心”——担忧美国被中国“反殖民”。
一、数字殖民的焦点方式
在数字化时代，数字空间的主要性不言而喻，许多国家都曾将网络列为必须争取的战略要地。在数字空间中，网络权力结构是影响国家竞争的一个要害因素。于是，为了推行网络霸权，现代帝国主义基于数字资源及手艺领域的不平等，接纳了一种全新的、更具隐藏性的榨取与掠夺方式，即数字殖民。
数字殖民的焦点不再是武力征服，而是将数字空间作为新型的殖民地形态，行使数字手艺举行意识形态演变，制造出服务于资源需要的网络族群，从而在数字空间中形成带有倾向性的群体性气力。固然，制造族群的要害，即是控制和掠夺网络受众的注意力。
详细而言，有以下几种主要的方式。
（一）平台垄断
自20世纪70年代赫伯特·席勒、鲍依巴瑞等学者提出“前言帝国主义”后，西方左翼学者一直在连续关注发达国家行使民众传媒操控信息流动的征象。前言是民众接受信息的主渠道，因此主导了民众传媒便可以主导民众的注意力。
前言的形式随着手艺生长不停演化，从书籍、报刊到广播，再到今天的互联网平台，覆盖面积愈发广漠，资源的气力也逐渐向平台企业转移。当帝国主义实现了平台垄断，无论民众的注意力若何转换，只要最先接受信息，就难逃帝国主义的管控局限。
美国是举行平台垄断最为典型的国家。
美国是互联网的发源地，在互联网行业的生长上有着绝对的先动优势和手艺优势。美国拥有天下上绝大多数的域名根服务器，治理着全天下网站的地址目录，这相当于控制了数字空间中的封疆大权[1]。同时，美国的各大数字巨头还掌握着Windows、iOS、安卓等天下领先的底层操作系统，这便使美国的平台企业在打入他国市场时存在着显著的优势。
21世纪的前20年，美国各领域的平台企业迅速席卷全球。凭据视觉资源（Visualcapitalist）网站所做的2019全球百大网站流量考察，天下前十家访问量最高的公司，美国独占7家，一些巨头譬如谷歌公司甚至几乎在全球各国都具有顶级流量[2]。而无论在社交网络、搜索引擎、视频网站等哪个领域，除了中国的部门企业外，美国在行业内鲜有对手，已经形成了显著的垄断局势。
再凭据市凭据互随（Hootsuite）和我们善于社交（We Are Social）在2019年公布的讲述，全球逐日平均上网时间已高达近7个小时[3]，这说明全球用户的大量注意力都已集中在美国企业所打造出的平台之上。
而在平台上，信息流动的方式和内容都不是完全自由的。
一方面，平台决议着信息流动的方式。每个平台都拥有着自身的语言气概、功效定位和目的追求，或简约或周全，或文艺或奢华，它们就像一个个隐藏的软性组织，使得历久处于该平台上的网民的交流方式、认知看法等很容易在潜移默化间被平台环境和价值目的所影响或同化。
另一方面，信息流动的内容也是可以被筛选的。数字资源家处在网络权力结构的顶端，在信息的生产与流传方面拥有着高于民众的权限，信息是否公然、信息若何注释、哪些信息要被频仍推荐都市受到平台的左右，这便为数字资源家蓄意地制造相符资源需要的种种网络族群缔造了极大的便利。
（二）文化输出与信息怂恿
文化输出和信息怂恿一直是帝国主义获得民众注意力时间的主要手段，而数字手艺和数字工具的生长使得这些手段真正实现了全天候、全球化的运用。这两种方式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意在制造可以吸引民众注意力的信息流，有所差别的是前者加倍重视注意力时间的历久稳固占有，后者则青睐于短期内注意力时间的快节奏、高频率掠夺。
自后殖民时代最先，加倍频仍的文化输出便与帝国主义的全球战略利益密不可分。早在冷战刚刚竣事的1990年，老布什总统就强调要确立“天下新秩序”，在天下局限内推行美国和西方的价值观和头脑系统[4]。在厥后的三十年间，基于壮大的软实力优势，官方气力、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公司等均成为了帝国主义国家文化渗透的渠道。
以文化产业为例，发达国家的大片、电视节目、游戏、盛行音乐等总会以加倍炫目的特效和引人入胜的情结吸引受众的注意力，并在其中隐含西方的行为导向和价值看法。瑞士竞争委员会曾在2000年做过一份影戏市场的反托拉斯讲述，瑞士人口在那时只有700万，但好莱坞大片却能吸引跨越10万人的旁观，受到的关注远超于其他影片[5]。由于受众缺乏可以与相关情结参照对比的履历和熟悉，再加上国家间经济差距造成的认知私见，民众很容易就会以为应当向西方人那样行事、思索和生涯[6]。
进入网络社会后，这种征象更是习以为常。文化资源家与数字资源家相勾结，行使传媒的气力抢夺民众注意力，给予西方文化以更多的信息曝光、广告版面和正面解读，频仍地“造星”、“造势”，这便导致了天下局限内更大批量的粉丝团、效仿者的泛起，以小我私家英雄主义、腐文化、二次元、偶像崇敬为代表的种种网络族群纷纷发生。
此外，在平台自然的组织力下，网络文化也逐渐走向成熟，西方国家的意志、理念会随着种种网络用语、网络符号的应用加速流传，由此也滋生了加倍多元的族群形式。
信息怂恿的方式所行使的则是信息的时效性。
由于富有时效性的新闻、讲述、艺术功效等很容易获得网民的关注，因此大多数平台都运用了热搜机制等方式，连续地制造热门、噱头，并默许甚至激励旗下的自媒体举行种种“博眼球”的注意力竞争，意图长时间、高频次地占有网民的注意力时间。
在这些被制造出的热门中，许多往往毫无营养或是与网民生涯毫不相关，但为了强化网民的介入感和共识，平台或自媒体经常接纳雇佣公关公司或“水军”的方式，行使社交媒体对民众举行频仍地舆论怂恿，或是“带节奏”、制造恐慌、制造焦虑，或是作态“科普”、说教。
然则，哪些该上“热搜”、什么是“盛行”和“时尚”、什么是“权威”和“正义”等均可以受到数字资源家的影响甚至操作。而由于每个网民都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知识缺陷，对信息的真伪和科学性无法保持敏锐的分辨能力，因此其注意力很容易在平台和“水军”的怂恿下被误导，基于某个网络事宜或网络看法形成暂时性的群体性心理，从而滋生种种有着很短生命周期的、五花八门的网络族群。
正如《乌合之众》的作者、法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所形貌的那样：“群体失去了批判的能力，他们永远在轻信，永远处于无意识的领域”[7]。
（三）人工智能推荐
人工智能推荐是近年来新兴起的一种广告或推销模式，主要方式是运用算法对用户举行痕迹治理，剖析判断用户的习惯、喜欢和即时需求，举行信息和产物的定向推荐，从而获得用户的注意力。
人工智能推荐机制对平台的算法和算力水平有很高的要求，更要害的是要获取足够多的可以用来剖析的数据和信息，而帝国主义国家常年来在信息领域的大规模投入则为这一机制的运营提供了雄厚的基础。
除了保持在通讯行业、电子行业、数据库建设等前沿信息领域的全球引领职位外，帝国主义国家还频仍地将触手伸向法外之地，连续地窥探隐私、偷取数据，形成约翰·福斯特所说的“监控式资源主义”[8]。
苹果、脸书等企业多次陷入“窃听门”、“隐私门”，美国政府的行为甚至加倍恶劣，天天网络全球各地近50亿条移动电话纪录，监听他国领导人手机，在2014年曝出“棱镜事宜”，又在2020年被爆出瑞士加密公司事宜，成为名副其实的“黑客帝国”。
这些行为使得帝国主义国家可以肆意地获取全球用户的私人动态和心理，为垄断大平台提供了加倍正确化的推荐机制，而其他国家的小企业经常由于很难营造类似的体验而损失用户关注。
与传统的宣传、广告、推销等注意力竞争的方式相比，人工智能推荐的模式显然是一次重大的推进。这些传统方式更多的是行使产物、环境等外部客观因素来诱导受众的注意力，而人工智能手艺却可以大规模、自动化地改变受众的主观意识。
一方面，这种注意力掠夺的方式更具隐藏性，完全自动化和带有自定义色彩的推荐，会让许多用户单纯地以为这是算法带来的便利，反而忽视注意力被牢固和局限的事实。
另一反面，这一机制也提升了注意力掠夺的成功率和效果。人工智能推荐机制基于用户个性化的兴趣和需求，会凭据差别用户筛选出更具针对性的推荐内容，所通报的文化和看法也可以因人而异。
因此，人工智能所推荐的信息和产物往往会获得用户更多的关注，其中蕴含的价值和理念也更容易获得认同，用户会以为找到了“组织”、“知音”。于是，在人工智能的加持下，帝国主义可以行使算法频频剖析和寻找用户的吸收弱点并举行头脑渗透，使大量的用户在无形间加入以西方理念和价值观为主导的网络族群。
二、数字殖民的双重逻辑
大卫·哈维曾指出，资源主义逻辑和权力的领土逻辑主导着帝国主义运行的模式[9]，帝国主义的一切掠夺和殖民行径都至少被其中一种逻辑所驱使。
而在数字殖民系统中，由于殖民方式和工具的转变，两种基础逻辑最先转变为代表资源意志的经济逻辑和政治逻辑。通过对种种网络族群的制造，现代帝国主义实现了经济上加速积累和政治上意识形态渗透的双重目的。
（一）经济逻辑——资源积累的强化
罗莎·卢森堡曾在《资源积累论》中指出，殖民地的构建可以解决帝国主义资源积累历程中的三个要害性问题：稳定资源积累、可变资源积累和剩余价值实现，也就是扩大再生产历程中所需要的资源、劳动力和市场[10]。而在数字殖民系统中，网络族群的存在也正是通过这三种要素推动了现代帝国主义资源积累的扩张和强化。
首先，网络族群的泛起便利了帝国主义对信息资源的掠夺。
信息资源是数字经济时代最为主要的生产资料，而加入网络的网民越多、用户停留的关注时间越长，数字资源家可网络、行使的数字资源也就越厚实。
由于帝国主义制造了大量的网络族群，网络社会可以愈发真实地映射现实社会中的种种生产关系和来往关系，人和物经由数字化中介的行动都可以在数字空间中以“虚体”[11]的方式出现出来，因此用户会在平台上支出越来越多的注意力时间，许多社交活动、娱乐活动、事情等都是依托于平台举行，所发生的种种信息资源因而也在连续增长。
这就大大便利了帝国主义国家对信息资源的抢夺，通过垄断信息流动平台、信息监听等方式，将天下各个国家用户所天生的信息、数据据为己用，纳入国家的资源积累系统之中。
最高法：依法从严惩处内幕交易犯罪 严格控制缓刑适用
最高法：依法从严惩处内幕交易犯罪 严格控制缓刑适用 ,内幕交易,犯罪,欺诈,证券
其次，网络族群的形成扩大了非雇佣工人群体的生产活动。
在数字平台上，平台的架构与运营是由企业完成的，但内容的生产大部门是由网民制作的。从平台经济的运作方式来看，特殊信息费、虚拟商品的售卖等都是平台企业主要的盈利泉源，而这些信息商品的完成都或多或少地离不开网民的介入，网民在实际意义上成为了平台的非雇佣工人[12]。
当网民以族群的形式存在，这种无偿的数字劳动又进一步扩大了。网络族群会群集在平台的某个版块下，以集中化的方式举行精神生产活动以维系族群文化，族群类似于一个软性的生产组织，促使网民不停地为平台生产内容。
而许多平台也会向用户开放大量的网络空间和便利的自定义信息加工能力，设立点赞、浏览量等激励机制激励族群中的网民通过谈论区、弹幕和话题论坛举行头脑碰撞，上传精神文化功效。而从实质上讲，这些都可以视为非雇佣工人间的协同创新历程，网络族群也由此为平台的增值提供了大量的免费劳动力。
最后，网络族群的存在滋生了严重的消费主义思潮。
随着数字平台的普及，消费主义思潮愈演愈烈。由于制造族群的历程也是一种“精神污染”的历程，种种族群都有着差别的文化主题，但相同之处在于都存在着对帝国主义所经心塑造的价值观的认同，这便会在很大水平上影响着网民的精神导向与经济行为。
通过网络族群，帝国主义不停向天下注释着什么是“爆款”、什么是“情怀”，以此来诱发消费者的购买力。而在族群中团体看法的刺激下，用户也更容易发生消费感动，但其小我私家往往难以察觉到自身消费看法的演化，而且以为一切都是基于自己的自动选择[13]，甚至将其视为“个性”、“先锋”的象征。
于是，品牌崇敬、粉丝经济、节日狂欢等种种严重的消费主义行为最先在天下局限内伸张。美国、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大片、手机、鞋、手办等，一经推出就会在天下市场中获得热捧，且往往会以远远超出价值的价钱被消费者疯狂抢购。
产业资源家和文化资源家也会行使这种群体性心理，制造“经典款”、“限量款”等种种噱头连续地刺激市场、加速周转，但其他生长中国家的本土产物的消费能力却会因此遭到不停地压制。被制造出的种种网络族群使得整个网络空间和天下市场都具备了以往殖民地的经济功效，大量的财富流向帝国主义国家，为其举行剩余价值实现、转嫁危机提供了主要的路径。
（二）政治逻辑——意识形态入侵
著名的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曾说过，对一个传统社会来说，对其政治稳固组成主要威胁的并非外国军队的侵略，而是外国看法的侵入，印刷品和言论比军队和坦克推进得更快、更深入[14]。帝国主义以制造网络族群的方式形成了对他国的意识形态渗透，意在行使民众的气力实现政治操盘，这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网络族群的制造分化了阶级气力。
阶级气力是反抗帝国主义最壮大和最基本的政治气力。阶级的形成源于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平等，但阶级意识的形成却依赖于意识形态领域的高度一致性。
在网络社会中，数字劳工、通俗网民与数字资源家间的矛盾是极其尖锐的，数字手艺的资源主义应用无时无刻不在掠夺劳工利益、激化阶级矛盾。但帝国主义对网络族群的蓄意制造却使得许多数字劳工和网民并未形成应有的阶级意识，这是由于：
一，网络族群是用户最直接接触的团体，每个族群都被制造出相符西方理念却又各自差别的文化和价值观，很难自觉地天生统一的阶级意识；
二，快节奏、多样化的族群制造很容易引发用户对自身的多元身份认同，对其最基本的阶级身份的认证反而加倍模糊；
第三，网络族群原本就是以碎片化的方式存在，很难有类似于工会的气力将其组织起来。
于是，帝国主义以网络族群的形式掩盖了阶级的存在，分化了阶级意识，从而弱化了否决帝国主义的工人运动与政治斗争的气力。
其次，借助族群气力举行国际政治博弈，或是过问他海内政。
在国家决议与国际博弈的历程中，舆论和公共权力都是主要的影响因素。伴随着互联网的繁荣，民众表达看法和行使权力的途径加倍厚实，但也加倍容易招致帝国主义的误导和行使。在举行国际博弈时，他国政府总会面对着固有的舆论劣势，由于帝国主义掌控着平台的所有权，也就拥有着更强的话语权。
数字资源家可以轻易地发动“新闻战”、“宣传战”[15]，对新闻和讯息蓄意加工，运用剪辑或主观性的词汇表达断章取义、避重就轻，有选择性地过滤否决声音，同时制造大量的“马甲”炮制假新闻、抹黑他国领导人，从而过问和指导国际舆论走向或是在他国制造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而网络族群的存在又进一步放大了网民的盲目性，伪造的声音伴随着盲从征象越来越大，真实的民意却很难获得表达。
这就为他国政府的政治决议带来了极大的内部压力，严重时还会发生内政被干预和操作的事宜。典型的例子如被称为“推特革命”的2009年伊朗大选，美国制造了大量的水军在社交平台上公布虚伪新闻，并要求推特公司延迟系统升级设计，使得伊朗海内舆论陷入杂乱，两派之间冲突不停，其政府公信力也受到严重损害。
最后，行使网络族群举行和平演变。
网络族群中的文化认同是帝国主义和平演变历程中的主要武器，它的目的不是以军事气力征服和控制领土，而是征服和控制人们的心灵，以此作为改变两国之间权力关系的手段[16]。
冷战竣事后，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一直试图复制对苏联的演变政策，不停行使“人权”、“自由”等口号美化西方价值观和国家形象[17]。伴随着这种意识形态的渗透，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宪政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最先在网络族群中伸张，民众的理论自信缺失，对本国体制、政府执政能力和传统文化发生质疑，继而很容易遭到内部门解与演化。
此外，族群中民众的短期感动也往往成为被行使的工具，帝国主义基于民众的信息不对称举行情绪怂恿，制造大规模突发性群体事宜，导致和平演变历程中时有穿插暴力行动。
这种“攻心之战”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史上习以为常，比如在2006年， 美国众议院通过了《全球在线自由法案》，并最先借助网络工具推行 “大中东民主设计”，为厥后祸乱中东地区的“颜色革命”埋下了伏笔。再如2019年的香港事宜，美国中情局和Facebook等平台企业行使网络空间连续地转移焦点、放大矛盾、打压爱国言论，为不法分子提供手艺援助，最终引发了长达几个月的暴力冲突。
三、反数字殖民手段
前沿数字手艺领域的领先职位是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举行信息平台垄断、掠夺注意力的基础性依赖，若是不实现这一领域对帝国主义国家的赶超，就无法掌控数字时代的焦点生产资料，也就难以从基本上摇动数字殖民系统的基本。
我国是天下上少数在数字手艺上可以与帝国主义相抗衡的国家之一，在5G、区块链、电子商务等方面业已突破了帝国主义的手艺封锁，天生了优越的业态。然则，在芯片、半导体、软件设计等要害领域，我国也存在着显著的短板，这就导致我国在举行信息化竞争时仍然存在着手艺方面的显著劣势。
为了从基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回到手艺领域，增强原始创新能力，通过对平台、数据库、智能算法等一系列焦点要素的构建，打破帝国主义在网络社会中的垄断职位，抢占网络空间，从而促进信息的合理有序流动，解放民众注意力，迫使帝国主义损失制造网络族群的基础性前提条件，破坏其举行数字殖民的邪恶贪图。
参考资料：
[1]杨剑：《开拓数字边疆：美国网络帝国主义的形成》，载《国际考察》2012年第2期。
[2]参见《SimilarWeb：2019年全球百大流量网站排行榜》，载中文互联网数据资讯网http://www.199it.com/archives/923608.html
[3]参见于九野：《每人天天玩手机App平均3小时！全球花最多时间的国家不是中国！》，载网易网http://dy.163.com/v2/article/detail/E5TRVHKV0526CNO4.html
[4]苏格：《美国对华问题与台湾问题》，天下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584页。
[5]伯尔尼德·哈姆，拉塞尔·斯曼戴奇：《论文化帝国主义文化统治的政治经济学》，曹新宇、张樊英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57页。
[6]闫勇，吕泽华：《“数字帝国主义”背后的文化侵蚀》，载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www.cssn.cn/hqxx/bwych/201506/t20150624_2044578.shtml?COLLCC=3620490059&
[7]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民众心理研究》，胡海燕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9年版，第33页。
[8]约翰·福斯特，罗伯特·麦切斯尼：《监控式资源主义：垄断金融资源、军工复合体和数字时代》，载《外洋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
[9]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付克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9-20页。
[10]罗莎·卢森堡：《资源积累论》，彭尘顺、吴纪先译，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75-286页。
[11]蓝江：《一样平常数据、虚体、数字资源———数字资源主义的三重逻辑》，载《哲学研究》2018年第3期。
[12]刘皓琰：《信息产物与平台经济中的非雇佣克扣》，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3期。
[13]张小平：《现代文化帝国主义的新特征及批判》，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9期。
[14]萨缪尔·亨廷顿：《转变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41页。
[15]爱德华·赫尔曼，诺姆·乔姆斯基：《制造共识——民众传媒的政治经济学》，邵红松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3页。
[16]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徐昕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8页。
[17]谢加书：《美国对华和平演变信息化趋势剖析》，载《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
原创文章，作者：移动端APP开发，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kkxmy.com/apph5/7591.html